高明-百科知识库

Gao Ming
高明

(?～1359)
元末南戏作家，《琵琶记》的改编者。字则诚，自号菜根道人。他生长于南戏流行的温州瑞安(今属浙江)。瑞安旧属永嘉郡，永嘉亦称东嘉，后人因称他为东嘉先生。高明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祖、父辈入元后都不曾做官。他的生年不详，但知其弟高

约生于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他学识渊博,工诗文、词曲,交游多当世名士,如顾德辉、杨维桢、赵

、刘基、宋濂等,时人称他“长才硕学，为时名流”(顾德辉《草堂雅集》)。年轻时热衷科举，励志仕进。元顺帝至正四年(1344)中乡试，次年中进士，始入仕途。先任处州录事，后调杭州任江浙行省丞相掾。至正八年(1348)，方国珍在浙东聚众起义,高明被调为浙东阃幕都事,参与镇压起义的战争。至正十二年(1352)，方国珍接受了元朝的“招抚”，高明也以任满告归。高明性情耿介，为官正直，不避权贵。在处州任上，监郡马僧家奴贪残为害，他能委曲调护，使百姓得到一点庇护。在浙东阃幕时，因与主帅论事不合，曾避不理事。高明主张清明政治，离处州任时，当地人士曾为他立碑纪念。但是，他的官场生涯并不顺利，只担任过幕属之类的职务，不曾受到重用。他的志向和才能未能实现和施展。高明自解官后，以为从此可以隐遁山林，与乡人子弟讲论诗书礼义；但不久又被起用，任江南行台掾，转调福建行省都事。路经庆元（路治在今宁波）时，已任元朝万户的方国珍要强留他在幕中。高明力辞不从，即日解官，旅居四明（宁波）栎社沈氏楼，闭门谢客，以词曲自娱。他的名作《琵琶记》当在这时完成。这是在至正十六年(1356)后。至正十九年(1359)春,朱元璋率军进攻浙东,方国珍献地归附，四明已为朱元璋统治。据徐渭《南词叙录》及《明史·文苑传》等书记载，朱元璋曾征召高明，但他以老病不出，不久病卒。余尧臣在陆游《晨起》诗卷的题词中明确地提到：高明于至正十九年“以不屈权势病卒四明”（清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除《琵琶记》外，高明还作有南戏《闵子骞单衣记》(《南词叙录》著录)，已佚。诗文《柔克斋集》20卷亦散失,仅存50多篇

《琵琶记》刊本很多,大都经过后人修改

比较重要的有明嘉靖《新刊巾箱蔡柏喈琵琶记》等。清代陆贻典钞本《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 2卷(现收入《古本戏曲丛刊》)依据的底本是较早的

1958年,广东揭阳出土的嘉靖（1522～1566）写本（残缺）则为研究明代演出提供了珍贵的材料。
　《琵琶记》的思想和人物　《琵琶记》的故事大略是：书生蔡伯喈新婚两月，进京赴试，得中状元。牛丞相要招他为婿，蔡伯喈再三推却，未被应允，被迫重婚牛府。这时，他的家乡连遭荒旱，家庭生活只靠妻子赵五娘支持；在天灾人祸中，父母相继饿死。赵五娘罗裙包土埋葬了公婆，身背琵琶，弹唱乞讨，进京寻夫。幸赖牛氏贤德，使她得与蔡伯喈重聚。于是，一夫二妇归家庐墓三年。全剧以一门旌表结束。
　这出戏是高明根据早在民间流传的作品改编的

南词叙录·宋元旧篇

记有《赵贞女蔡二郎》的名目,称为“戏文之首”，演的是“（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事。书生负心是南戏中习见的内容。这类作品大都描写出身寒门的知识分子一朝发迹，便“富易交，贵易妻”，忘恩负义，攀附权门。《赵贞女蔡二郎》中暴雷殛死蔡伯喈，表达了当时群众对这类无行文人的愤怒和诅咒。元代还有过一部《蔡伯喈琵琶记》，清钮少雅、徐于室《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中保留了它的部分曲文，大都为高明《琵琶记》所采用。自从高明的改作问世以后，这些作品很少流传。
[清陆贻典钞本《琵琶记》]

　剧中的男主人公蔡伯喈名邕，是东汉末年的著名学者，曾任中郎将。他的生平事迹中并没有与《琵琶记》或《赵贞女蔡二郎》类似的经历。这个故事是在民间传说中产生的。南宋时陆游《小舟游近村，弃舟步归》诗中写道：“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故事中的男主人公的名字是从蔡二郎转化为蔡中郎，又从蔡中郎变成了蔡伯喈。在高明《琵琶记》中，蔡伯喈已不再是一个弃亲背妇的负心汉。他本想在家孝亲，无心功名，迫于严父的指责，才进京赴试。考试高中以后，又屈于牛丞相和皇帝的意旨,被迫入赘牛府,不能归家省亲。由于蔡伯喈辞试、辞婚、辞官的要求都被拒绝，这才造成了他亲死家破的悲剧。《琵琶记》重新塑造了蔡伯喈的形象，改变了戏剧冲突的性质，使作品具有了与原作不同的思想内容。所谓“‘三不从’做成灾祸天来大”，归根结柢，就是蔡伯喈不该做官；既然以身求富贵，也就身不由己地引出了这一连串的祸事。作家把功名利禄与家庭幸福对立起来,强调“事君”与“事亲”的矛盾。直到剧终,在旌表门闾、加官进职的欢乐声中,蔡伯喈仍然饮恨含悲:“呀！何如免丧亲，又何须名显贵？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印证高明的生平可以看出，《琵琶记》寄托了作家对元代政治的不满。他的诗作中所说：“如此江山足行乐，莫将尘土污儒冠”（《元诗选·送朱子昭赴都》），“莫说市朝事，功名欲逼人”（《清颖一源集·题一青轩》），与剧作中“人爵不如天爵贵，功名争似孝名高”的思想有其一致之处。作品不仅流露了作者与元统治者的不合作态度，而且将批判的锋芒从一个书生转向了封建阶级中更上层的人物，揭露和讥刺了势压当朝、专横自私的牛丞相，就是对没有出场的皇帝也不无微词。作品不再是从男主人公的个人品质方面追究责任，而是力求从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探求悲剧形成的原因了。剧中对蔡伯喈软弱、动摇的性格描写得比较具体，他有着封建知识分子的许多特点。由于作者过多地同情和谅解,对他的思想、性格的开掘还不够深,回避或掩饰了某些应当由他担负的责任，在戏剧情节的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难以避免的漏洞。
　《琵琶记》的动人之处，在很大程度上是和赵五娘的艺术形象分不开的。这是剧中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蔡伯喈走后，遇上饥荒年月，她以一个弱女子支撑门户，奉养80岁的公婆,困难逼得她几乎自杀,但还是勇敢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在这段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刚强、深沉的个性以及她对蔡伯喈的怨恨，她那勇于承担苦难、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写得颇有真情实感。赵五娘的形象概括了古代社会许多妇女共同的悲剧命运，体现了崇高的精神美。作家要把她塑造成孝妇形象的创作意图，有的地方减弱了艺术力量。蔡家的邻居张大公是一个塑造得很成功的人物形象。他古道热肠、耿直尚义。在危难中，赵五娘总是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慷慨的周济和扶助。正是这种体现着人民之间同舟共济、相互提携的美好感情，使得他们在凄风苦雨中也不致绝望。在《琵琶记》的演出中，赵五娘和张大公这两个人物深入人心。
　《琵琶记》环绕蔡伯喈一家的遭遇，反映了元代晚期农村中普通百姓的生活和苦难，也揭露了权贵们的骄奢淫逸和下级官吏鱼肉乡里的社会现实、流露出同情人民的倾向，是一幅描绘封建社会生活的图卷。[明万历玩虎轩刻本《琵琶记》插图──选自《中国版画选》]

　《琵琶记》的思想内容是比较复杂的。在全剧开场时，作家提出：今来古往多少“佳人才子”、“神仙幽怪”的故事,都是“琐碎不堪观”的,而主张“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在《琵琶记》中，他讲述这个“子孝共妻贤”的故事，具有以封建的伦理道德医治社会痼疾的意图。剧中对牛丞相的遣责，便主要在于这个为国家执掌教化的大臣不能以身作则，以致酿成了社会和家庭的悲剧。而对他终于回心转意，成全蔡伯喈夫妻守墓尽孝，则是赞许的。在蔡伯喈、赵五娘等人物的塑造中，也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他所热心提倡的孝义和温柔敦厚等道德品质；牛小姐更是贤德的化身，形象是苍白的。元代社会，封建的伦理道德受到一定破坏。当时的一些信奉封建伦理道德的士大夫，往往把礼教的废弛和政治的黑暗联系起来看待的。高明深受儒家思想熏陶，曾经就学于名儒黄

，是朱熹学派的支流余裔。在处州做官时，他为一个割肝疗亲的“孝女”请求过旌表；在他的诗文中也不乏表彰孝子、节妇的作品。这种思想也必然会反映到《琵琶记》中。后世的不少评论家也都认为《琵琶记》是有关世教文字，可以“为朝廷广教化,美风俗,功莫大焉”（毛声山评本《琵琶记》），不是偶然的。应当肯定，作家的思想局限给作品的思想和艺术都带来了一定的缺陷。但是，在这部作品中，通过艺术形象所展示的生活内容，作家从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中得到的教训，他深沉的同情和不平，终究不是某些简单的道德观念所能完全包括的。
　关于《琵琶记》的评价问题，当代学者、戏剧家们看法颇多分歧。1956年6、7月间，中国戏剧家协会曾组织了一次专题学术讨论会。有人认为《琵琶记》是封建说教戏，主要倾向是宣传封建伦理道德的，作者站在封建士大夫立场篡改了民间戏曲；有人持不同意见，认为作品有着相当强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此外，有人则认为作品虽有教忠教孝的意图，也存在着某些反映生活真实的艺术描写，体现了高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
　《琵琶记》的艺术特色　《琵琶记》的艺术成就历来受到人们的赞赏。在语言艺术上，作家特别善于运用口语剖露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仿佛从生活实境中信手拈来,却能将心曲隐微刻写入髓,委婉尽致。如《吃糠》一出，赵五娘从糠的难咽，想到自己和糠一样，受尽颠簸；以糠与米一贱一贵，生生被扬作两处，比喻她和蔡伯喈的不同命运。触物伤情，倾诉了这个受尽熬煎，与丈夫相见无期的妇女无边的怨艾。这段曲文被传为神来之笔。其余《尝药》、《剪发》、《描容》等出也都是情境相生，直抒胸臆，感人至深。作家以常言俗语写成曲文、宾白，经过淘洗、锻炼，有着丰富的表现力和自然澄澈、朴素无华的风格。蔡伯喈、牛氏、牛丞相等人物的语言，则能切合他们的气质。剧中某些片断，也嫌铺锦列绣，骈俪过重，对后来有些文人作家的雕词琢句也是有影响的。
　《琵琶记》的戏曲结构也很有特色。剧情依男女主人公在两地的处境，分成两条线索交错递进。一面是蔡伯喈一步步地陷入了功名富贵的网罗，一面是赵五娘肩荷家庭重担，在苦难中挣扎；一边是锦衣玉食，一边是家破人亡；蔡伯喈忧思忡忡，割不断对父母妻子的系念，赵五娘悬望征人，愁恨无穷。两种境遇形成鲜明的对照，加强了悲剧性的戏剧冲突。相府的安富尊荣与农村中子哭儿啼生活图景的对比，则在客观上暴露了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社会矛盾。从蔡伯喈离家到夫妻重逢，两条线索由分到合，其间情节在全剧中是最为深刻和动人的。
　《琵琶记》的出现，是元末明初南戏振兴的标志之一。它与“荆(《荆钗记》)、刘（《白兔记》，即《刘知远》）、拜（《拜月亭记》）、杀（《杀狗记》）”等剧齐名，就其历史地位而言，则显得更为突出。它对后世戏曲尤其是南戏诸腔有着深远的影响，长期流传在各地舞台,是许多地方戏曲剧种中的主要保留剧目,并在演出中不断有所丰富。清代戏曲选本《缀白裘》中，收录《琵琶记》26折，包括了全剧主要内容，超过了其他所有的入选作品。湘剧《琵琶上路》、川剧《吃糠》、京剧《扫松下书》等折也深受欢迎。
　外文译本书目拉丁文
A.佐托利（汉名晁德莅）译著的《中国文化教程》( CursusLitteraturae Sinicaeneomissionariis accomodatus 一书，选译了《琵琶记》第37、39、40、41、42出，1879～1909年由上海天主教教会印刷所出版。英文署名无名氏译《中国诗作：选自琵琶记》 (Chinese Poetry:Extracts from the Pe Pa Ke，载1840年《亚洲杂志》(Asiatic Journal第2集。J.埃德金斯（汉名艾约瑟）摘译《琵琶记》的《借靴》（Tseay Heue〔Chieh-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