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ongguo de duliangheng
中国的度量衡


   中国的度量衡发展很早。大约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父系氏族社会末期，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私有制的形成，商品交换日益频繁，度量衡也就应需而生。传说黄帝“设五量”（《大戴礼记·五帝德》）、“少昊同度量，调律吕”(《世本·帝》)。度量衡单位最初都是和人体相关联的:“布手知尺,布指知寸”（《孔子·家语》）,“一手之盛谓之掬,两手谓之溢”(《小尔雅》)。用这种方法计量，不仅粗略，而且因人而异，没有一个法定的标准。《史记·夏本记》中有禹“身为度，称以出”的记载。根据当时某名人身体某一部位的长度制造了“尺”，形成了最早的法定长度单位。商代遗址中出土了骨尺、牙尺(见彩图[牙尺商代制作])，长度约合16厘米，与中等身高的人大拇指和食指伸开的指端距离相当,尺上分寸刻划采用十进位，它和青铜器一样,反映了当时生产和技术水平。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割据，政权分散，度量衡也无法保持一致。秦始皇统一全国（公元前221）后,为适应生产和政治的需要，即推行“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颁发了统一度量衡诏书，制定了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这些措施有利于中央集权，保证了度量衡的准确一致，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度量衡制奠定了基础。
　汉兴以来，政治经济皆如秦制，度量衡也沿用秦制。西汉末年历律学家刘歆，将秦汉以来的度量衡制度加以整理行文,使之更加规范化、条理化,后收入《汉书·律历志》，成为中国最早的度量衡专著。
　中国古代度量衡与古代数学、物理、天文律学、建筑、冶炼等科学技术的发展起着相互促进的作用。商鞅为统一秦国度量衡而制造的标准量器（公元前 344）铜方升上刻有“十六寸五分寸壹为升”,用度数审其容(见彩图[商鞅方升战国时铸造])。方升流传至今,经过测量可以准确地得到战国时代秦一尺的长度，反映了当时应用数学的发展栗氏量是战国时代齐的一件标准量器,它包括升、豆、三个容量单位。《考工记》详细记载了制作这件量器时冶炼青铜和铸造的技术条件以及所包括的各个量的尺寸容量和重量器物的圆周率应用了“勾股定理”、“内方尺而圜其外”作为各个量的底面积。新王莽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刘歆仿栗氏量而制造的铜嘉量,设计时圆周率为 3.1547，比《周髀算经》提出的“经一而周三”向前跨进了一步（见彩图[商莽铜嘉量新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铸造]）南北朝时中国数学家祖冲之，求得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圆周率，用它对新莽铜嘉量进行测算和校正。
　长度单位的规定　《尚书·舜典》：“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天文学是自然科学发展得最早的学科之一。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用圭表来测日影，定冬至和夏至。秦汉时乐律尺与日常用尺同长,约合今23厘米,南朝太史令钱乐之依照当朝尺长（合今24.5厘米）更铸张衡浑天仪。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下令统一度量衡，而用南朝小尺测日影，用北朝大尺（长30厘米）作为官民日常用尺，此后,唐代僧一行（名张遂）测量子午线,宋代司天监的圭表尺，元代郭守敬造观星台所标的量天尺都采用了隋、唐小制。1975年，中国天文史家从明代制造的铜圭残件上发现了当时量天尺的刻度，并考定了尺值,每尺长24.525厘米,与钱乐之浑天仪尺度正相符。量天尺为中国古代测日影、定历法起了重要作用，在长达1300多年的历史时期，尺值基本上恒定不变, 从而保证了天文测量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重量单位的规定　春秋中晚期，楚国已制造了小型衡器──木衡·铜环权，用来称黄金货币。完整的一套环权共十枚，大体以倍数递增，分别为一铢、二铢、三铢、六铢、十二铢一两二两、四两、八两、一斤，一铢重0.69克，一两15.5克,一斤251.3克,十枚相加约500克，为楚制二斤(见彩图[天平铜环权战国时铸造])。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支战国时的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