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ongguo lishi shiqi beibu nongmu jiexian de bianqian
中国历史时期北部农牧界线的变迁
changes of boundary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ary in Northern China in Chinese history

   在中国,距今一万年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中华民族的大部分就进入了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的社会。不同族别根据自身所处地区的不同自然条件和传统的影响，各有不同的侧重。后随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农牧关系的一个特点，就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和从事畜牧业的民族在地域上分离，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分工明显。这种地理上的界线，在历史时期由于民族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变化，有过较大的变迁。这种变迁又为中国地理形势(东、南临海，西部为青藏高原)所决定，主要发生在北部地区。
   历史上中国北部农牧界线的变迁，大体上应从战国时代说起。战国以前，从春秋上溯至三代，在黄河流域的各诸侯国之间，杂居着许多被称为戎、狄、蛮、夷的民族，有的从事狩猎,有的从事畜牧,与中原“诸夏”各国经营的农业区错杂而处。同时列国之间还存在不少瓯脱地带（即缓冲地带），既非农田，也不是牧地。因而很难说当时已存在着一条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的分界线。
   战国时期  战国时期开始,铁制农具的普遍推广,使种植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恩格斯说：“铁促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开垦广阔的森林地区”（《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当时各国竞相大力发展农耕生产，扩大耕地面积。秦孝公时商鞅“坏井田,开阡陌”,“辟草莱”，奖励垦荒，农作耕地成片扩展，就是典型的事例。而原先杂居在中原地区戎、狄、蛮、夷也多被华夏族同化，进入农耕社会。黄河流域以农耕业为主要生产形式已基本确立，而北方草原地区民族仍然继续从事传统的畜牧业，于是出现了一条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的分界线。
   《史记·货殖列传》关于经济区划的叙述，大致反映战国至汉初的情况。它将全国分成山东、山西、江南、龙门碣石以北4个经济区。山东即关东,泛指崤山、函谷关以东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战国以来已成为农耕区了。山西本泛指崤山、函谷关以西，关中盆地和泾、渭、北洛河上游，西至黄河均在其内。但关中盆地自周秦以来的经营，已是“沃野千里”，“好稼穑，殖五谷”的农耕区。只是其北面的泾、渭、北洛河上游及其迤西一带，即西汉时代的天水、陇西、北地、上郡地区，春秋以来为戎狄所居，至汉初仍是一片以“畜牧为天下饶”著称的畜牧区。战国秦昭王所筑长城一线，当即当时农牧分界线。江南地区地广人稀,饭稻羹鱼火耕水耨,是比较落后的种植兼渔猎经济区。龙门、碣石以北是“多马、牛、羊、旃裘、筋角”的畜牧区。龙门即今禹门口所在龙门山。其北为黄河山陕峡谷，河西为陕北高原，河东为晋北高原。“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战国时赵武灵王虽破林胡、楼烦，筑长城，与匈奴为界，而林胡、楼烦故地仍以畜牧为主。碣石指河北昌黎碣石山，为燕国之地。燕昭王时，击破东胡，筑长城，自造阳（今河北独石口附近）至襄平（今辽宁辽阳市），以拒东胡。今天在燕秦长城遗址沿线的古城堡中出土了一批与中原形制相同的铁制农具。可见当时东北农牧分界线大致即燕北长城一线。黄河上游青海湖以东的河湟地区，战国以来即为以射猎为业的羌人所居；河西走廊在西汉武帝以前是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的牧地，都不是农耕区。
         [战国秦汉时期北部农牧界线示意图]
   总之，从战国至西汉初年，自今青东河湟地区向东北经陕北、陇东的泾、渭、北洛河上游、晋西北山陕峡谷流域南缘龙门山，又东北沿着燕秦长城至今辽宁境内，存在着一条农牧分界线。此线以北并非绝无种植业，如匈奴、羌人均有少量旱作物，然在整个经济生活中所占比例极小。至于新疆天山南北绿洲中很早有了农业，但在其本区内部以及与东部地区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