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光美1921年出生在北京，父亲王治昌官至北洋政府农商部工商司长。王光美排行老七，与她关系最好的六哥王光英，后来成为著名的“红色资本家”，创办了光大银行。她自幼受到良好教育，是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专业的女硕士。

　　刘少奇比王光美大23岁，是一个操着一口难懂的宁乡话、从湖南农村走出来的职业革命家，性格严肃，不苟言笑；王光美则是出身于官宦书香之家的大家闺秀，不仅说着纯正的京腔，还会一口流利的英语，兴趣广泛。

　　据王光美的回忆，他们的恋爱过程的确缺乏浪漫色彩。1946年11月，国共和谈破裂，一架小飞机把在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当翻译的王光美送到了延安。这时的刘少奇刚与前妻因性格原因分手，带着一双小儿女，又当爹又当妈。 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大姐正在张罗给刘少奇帮忙。刘少奇先对王光美产生好感应是毫无疑问的，从王光美的回忆看，她最终接受刘少奇的感情应基于三点：对革命领袖的尊崇，对刘少奇坦诚性格的好感，对刘少奇个人生活的同情。

　　婚后，王光美担任刘少奇的秘书。一次，她向刘少奇提出，希望有空的时候给她讲讲过去的经历。但刘少奇不愿讲，说：“你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而要从我的今后了解我。”王光美说：“这个回答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很深的教育。”

　　王光美从刘少奇的“今后”中，看到了他的忠直坦荡和实事求是。有一次，江青向王光美谈起了一些中央的事情，并毫不隐讳地讲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坏话。王光美听了很紧张，回去向刘少奇说了。刘少奇为此专门找江青谈了一次话，对她进行了批评。当时党内敢找江青谈话并对她批评的人，大概只有刘少奇一个。还有一次，在1962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分析造成中国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时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声音振聋发聩。

　　1961年春，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回湖南老家调查，看到刘少奇多次沉痛地向乡亲们鞠躬道歉，说是让乡亲们受了这么多苦，他要负责任；他还嘱咐乡亲立一块碑，把这事刻上去，让子子孙孙永不忘记。王光美铭记于心的，还有刘少奇讲的另一句话：“一个人能得到人民的信任，是最大的幸福。”

　　刘少奇和毛泽东一样，都有夜间工作的习惯，王光美也陪着。工作人员看到他们辛苦，就背着他们申报了每人每天五角钱的夜餐补贴，就这样拿了将近三年，共900元。刘少奇偶然知道后，大发了一通脾气，要求一定要退还，王光美当然坚决支持。这样，每月从本来就不宽裕的开销中归还100元，直到还清。

　　1967年1月6日，在江青的怂恿下，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设计了一出“智擒王光美”的闹剧。他们假冒医院医生，谎称王光美女儿平平遇车祸轧断了腿，需要截肢，要王光美来签字。王光美和刘少奇心急如焚赶到医院，发觉上当。王光美当即迎上前大声说：“我是王光美，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刘少奇还想看看情况，卫士会意，立即架着刘少奇离开了现场。清华大学有关批斗王光美的资料也显示，王光美在被野蛮批斗和羞辱时，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包含着智慧、保留和抗辩。

　　多年来，王光美先后写下了一批文章，并以访谈的形式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她不愿意过多地沉缅在对痛苦的回忆中，更愿意用“向前看”的姿态，做好前人没有做完或没有做好的事情。出狱不久，她听说李讷病得很重，家里非常困难，立即带上老保姆赵阿姨前去探望，帮忙料理家务。李讷的儿子芝芝当时只有八九岁，至今还清楚记得，王奶奶经常带他去游泳。

　　2004年6月的一天，在王光美的召集下，毛、刘两家的后人举行了一次聚会。 消息传出，人皆唏嘘，既为这次劫后重逢由衷欣慰，更为王光美的人格和胸怀而感动。王光美辞世后，李敏、李讷都在第一天赶到灵堂吊唁，并在最后一天率子女前往八宝山送行。在五天半的吊唁时间里，芝芝还遵照母亲的嘱咐，天天在吊唁厅帮忙，跑前跑后，不熟悉的人还以为他是个工作人员。

　　12年的牢狱生活极大地伤害了王光美的身体，68岁时又因乳腺癌动了手术。然而，晚年的王光美以更加活跃的姿态出现在公众面前，发起了一项旨在为贫困母亲提供帮助的“幸福工程”。王光美说她一辈子有个“怪癖”：不愿摸钱；但“幸福工程”最需要的就是钱。为此，她四处奔波，到处“化缘”，不惜把母亲留下的几件古瓷器拿去拍卖，将得来的56万余元悉数捐给了“幸福工程”。有人问她，把母亲留下的遗物捐出去，你难道不心疼？王光美说：“当然有些心痛！但我更心疼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贫困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