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他说了究竟能伤害谁

　　1990年日本ＮＨＫ记者采访张学良时曾有过如下一段对话。

　　日本记者：“蒋介石先生在西安会见了周恩来先生，当时张先生您在场吧﹖”

　　张学良：“你问到这个事情，很尖锐的事情。 我简单说一句话，就是请你不要往下再问我这个事情。不单是我在场，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见的。”

　　日本记者：“您现在能不能稍微讲讲当时谈话的内容？”

　　张学良：“对不起，我不能往下讲。我很不愿意回答这个主要的问题。简单说，请体谅我的苦衷就是了。”

　　日本记者：“宋美龄的回忆录中写了当时宋子文、宋美龄和周恩来三人会谈的情况，您知道他们都谈了些什么吗？”

　　张学良：“当然知道，我就在那里。关于谈话的内容，对不起，我不能讲。当然我也能找个借口，说我忘了，但我不能那样讲。”

　　“我不太想回答这个问题，请你们体谅我的苦衷。因为你们两位这么诚意地问这件事情，我简单答两句话：一个是这件事情不应该出自我的口，从我口里说出来就成了自夸自满了，我不想让别人夸奖我，另外我也不想为自己辩护；二是我也不愿意伤害人，如果我在这里全都说了，就会伤害许多人。”

　　从张学良的这些话可以看出：

　　1.关于西安事变，仍有外界至今不知道的“重大机密”，张学良有话没说。

　　2.这些“机密”的知情者只有张学良、蒋介石、周恩来、宋子文、宋美龄等5人。

　　3.这些事情公布之后，肯定会伤害某人的人格。

　　4.受伤害的人不是一个人。

　　5.这些“机密”不会伤害张学良本人。

　　那我们可以运用排除法来分析。根据张学良晚年历次公开谈话，和接近张学良的人透露出的观点：张学良佩服周恩来，对周恩来评价很高。他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周恩来，我最佩服他。这个人我俩一见面他一句话把我刺透了，他也相当佩服我。”他“肯定是个相当高明的人物，反应快，对事情的理解很深，对谈话的反应极其敏感。他话不多，但却常能一语中的，见识非常广。因此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很对脾气，像老朋友一样彼此敞开了胸怀”。

　　如果根据张学良对周恩来的评价分析，受伤害者不大可能是周恩来。不是周恩来，不是张学良，那是谁呢﹖

　　为什么选定2002年

　　选定2002年公布张学良口述历史和个人保存的资料，是张学良自己选定的。

　　之所以要选定2002年，只有他自己最知道。从现在披露的情况看他从来没有谈及，或谈了现在还没人披露。

　　他选定公布的时间不是仓促的选择。他之所以选定2002年，一定与公布的内容和他作出选择的当时仍然在世的人有关。

　　首先看将公布的是什么内容。其内容一定是他所亲身经历的，与他有关，而且包含着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容，并具有一定伤害性。什么内容能既具有神秘性又具有伤害性﹖那就是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主要是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问题。西安事变后，内战停止了，和共产党也联合了，也一致对外了，所以不具有什么神秘性和伤害性；如果蒋介石对共产党背信弃义，根据当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共产党会予以揭露，保密不了，所以涉及到共产党的事也不大可能。

　　那就是张学良和蒋介石之间的问题和国民政府军政改组问题。

　　蒋介石一定是背信弃义了。

　　在什么地方背信弃义了呢﹖当时谈的内容最有可能的：一是张学良在国民政府中的职务问题，比如指挥或参与指挥全国军队抗战等，而且蒋介石点了头，宋氏兄妹担了保；二是国民政府军政改组问题，如调整何应钦等“亲日派”的职务或削减他们的权力等。

　　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张学良的存在就对蒋介石构成巨大威胁。因此，蒋介石对张学良几次心起杀机。

　　张学良说：“我的没死，关键是蒋夫人帮我。蒋先生是要把我枪毙了，（这事）我不知道，这个情形我不知道，但是我看到一个东西我才知道。”（即美国公使写的东西）“他写道，‘宋（决不是宋子文）对蒋先生说，你对那个小家伙（他们都管我叫小家伙）要有不利的地方，我立刻走开台湾，我把你的事情都给你公布了。’这句话很厉害。”“她说他西安事变，她说他不要金钱，他也不要地盘，他要什么，他要的是牺牲。”

　　选定2002年公布自己的口述和保存的资料，是张学良在1996年前后决定的。当时，知道这些核心秘密的5个人已经走了3个，只剩他和宋美龄两个人健在。那么，选定2002年主要是考虑他们两个人。两个人如果在2002年都作古了，最好；如果剩一下，不管剩谁，也无所谓了。

　　张学良与宋家兄妹有着很好的私交，在解决西安事变—尤其是在放蒋这件大事上，宋家兄妹是对张将军打了保票的。可是后来，他们在西安说的话都变成了一纸空文。这些事情如果从张学良口中说出，他认为对活着的宋美龄是一种不敬。

　　所以他要选定在他死后的时间公布，他推断自己生命结束的时间极限是2002年。

　　张学良神机妙算，真的在2002年到来之前的第76天他走了。怪不得他走得那么平静，那么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