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元帅去世后，赵朴老接受陈夫人张茜委托，着手编纂陈总遗诗。他曾多次征询林林和我的意见，我们当时有个共同想法：尽可能搜集完全，而不必顾及当时出版的条件。因为事情明摆着：在江青及其党羽控制下，陈总诗词集当时绝不可能出版。即使周恩来总理曾经指示逐步恢复出版事业，也只是重印《史记》、《三国志》和四部古典名著、八部“样板戏”，哪有可能出版陈毅诗词集？现在先编好，将来有条件出版时就省事多了。朴老当时也是这样想的。他还说：编好了，对陈老总尽一份责任，也对张茜夫人有个交待，谁知道何年何月能出版？那两年，温都尔汗一声爆炸，使许多人震愕之余，也冷静地陷入思考，这么一个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何以竟能骗取那么多人狂热信奉吹捧，何以竟能得到最高领导人那么高的信任和评价，何以竟能史无前例地作为正式接班人写入党章？那么多的革命功臣、党政领导，遭到残酷迫害以至受折磨而死，而最高领导人竟然一言不发？纲纪何存，宪法何在！这混乱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尽头！这种种疑问、惶惑、忧虑，只能在朴老客厅里一边喝茶，一边轻声议论。从他府上告辞出来，我们绕过人民大会堂西侧到长安街搭公交车，举头仰望天安门城楼和大会堂楼宇，心中百感交集，却只能默默无言。

　　赵朴老诗词作品，历来爱憎分明，充塞着一股浩然正气，在“文革”动乱年月更加突出鲜明，对几位老一辈革命家的尊敬挚爱和对那些窃权奸佞、跳梁小丑的憎恨鄙视，跃然纸上。对那些满口假话的骗子手，他用讽刺诗形式，嬉笑怒骂，一针见血，入骨三分。比如1971年他写了两首《反听曲》，就直刺那个到处自称“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和开口就称“高举红旗”、“收获最大最大”的林彪。

　　听话听反话，不会当傻瓜。可爱唤做“可憎”，亲人唤做“冤家”。夜里演戏唤做“旦”，叫做“净”的恰是满脸大黑花。高贵的王侯偏偏要称“孤”道“寡”，你说他还是谦虚还是自夸？君不见“小小小小的老百姓”却是大大大大的野心家，哈哈！

　　听话听反话，一点也不差。“高举红旗”，却早是黑幡一片从天降。“共产主义”，原来是子孙万世家天下。大呼“共诛共讨”的顶呱呱，谁知道，首逆元凶就是他！到头来，落得个仓皇逃命，落得个折戟沉沙。这件事儿可不假，这光头跟着那光头去也！这才是，代价最小、最小、最小，收获最大、最大、最大！是吗？！

　　1974年8月中，我收到朴初老人寄来一信，并附诗一首：

　　袁鹰同志：

　　近自医院归，始获奉手示，承赐鲁迅杂文书信选续编，极所欣感。出院后殊忙乱，环境一变，骤不能适应，因而发病又较频繁。 屡思奉访，辄未能如愿，先此复谢，附呈近作小诗一首（阅二十五号文件后作）聊博一粲，并请指正。林林同志已返京否？晤时乞代致候，得闲当图与两兄一晤。此致

　　敬礼

　　赵朴初 八月十七日

　　附诗《变色龙》，是讽刺“文革”初期张狂一时前几年又获谴下台的野心家、伪君子陈伯达的。早在1967年，林彪江青一伙的党羽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的嘴脸被揭露，当时尚在台上的陈伯达假惺惺地责骂他们是“小爬虫”，慷慨激昂攘臂高呼还有变色龙，要追根到底。不料才过了三年，“小爬虫”后边的“变色龙”就被揪了出来，不是别人，正是陈伯达自己。这是1970年夏天庐山会议上的事。四年以后，陈伯达的罪行印成“党内文件”下达，即信中所说的“二十五号文件”，朴老便写了此诗（1978年3月出版《片石集》，题目改为《陈伯达罪行材料阅后口占》），六句诗就揭示了那个两面派政治骗子的真面目：

　　当年捉到小爬虫，慷慨激昂攘臂起。

　　高呼还有变色龙，说要追根追到底。

　　三年露出龙尾巴，原来就是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