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张老汉：“您说1942年您们把戴安澜将军抬回祖国后安葬在昆明的圆通山，还修建了塔和墓碑，那么，我们去看看戴安澜将军的埋葬地好不好？”张老汉当时眼睛里就放出了光，他说：“去！我去！我1950年时还给将军扫过墓，瞻仰过将军的英灵。已经53年了，人生如梦，弹指一挥间呀！”我以为听错了，又连续问了十几遍，确实是1950年他最后一次去瞻仰戴安澜将军的埋葬处。确实是53年没去过了。不可思议。

　　张老汉住的老人养护中心有台小面包车，张老汉的儿子、司机小林和我把坐的轮椅上的张老汉抬到面包车上，一路上所有人都兴奋异常。昆明市的圆通山现在是《昆明动物园》的所在地，我们把车停在公园门口就一起往圆通山山顶走去。虽然事隔53年，老人仍然记忆犹新。他在轮椅上指挥着：“向左！向右！向前！应该在那个方向！” 一路上，张老汉由于激动浑身有些颤栗，思维也更加清澈。他对我说：“戴安澜是1925年1月入黄浦军校第三期，次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先后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等职。1938年，在台儿庄对日作战因战功卓越晋升为第八十九师副师长兼第三十一集团军干部训练教育长。1939年升第二百师师长，授予陆军少将军衔。1942年初，应美国和英国的一再要求，中国政府组建中国远征军（援缅）。同年3月，戴安澜率所部万余人作为中国远征军的先头部队，赴缅参战。在东瓜战役中，他面对数倍于己的日军，表示了决一死战的坚定信念：“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东瓜。”戴安澜率部孤军奋战，击毙敌军5000余人，掩护了英军的撤退，取得了出国参战的首次胜利。美国官方认为，东瓜保卫战是“所有缅甸保卫战坚持的最长的防卫行动，并为该师和他的指挥官赢得了巨大的荣誉”。 1942年4月24所日，戴安澜在受命收复棠吉的战斗中，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异常激烈，随从副官受伤，一名卫士牺牲。战至午夜，棠吉被攻克。捷报传来，不仅给中国远征军以极大的鼓舞，而且也使东线战局的转危为安有了希望。同年5月16日在奉命撤退的途中，突遭日军重兵伏击，戴安澜亲临前线指挥。激战两天后，全师伤亡惨重，戴安澜胸腹三处中弹，还是突出重围。在多雨的山林中。戴安澜的伤口感染恶化，5月26日行至孟关（即茅邦）时，以身殉国，终年38岁。

　　毛泽东在给戴安澜的挽诗中写道：外侮须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周恩来在送的挽词中写道：黄浦之英，民族之魂。

　　蒋介石对此的赞誉是：中国军队的黄浦精神战胜了日军的武士道精神。

　　重庆的报纸称东瓜保卫战“无论在中国抗战史或世界大战史均有其不朽的价值”。

　　英国的《泰唔士报》称之：“东瓜之命运如何，姑且不论。但被围守军，以寡敌众与其英勇作战之经过，实使中国军队光荣簿中增一新页。

　　美国国会授权总统罗斯福，在戴安澜去世后，向他颁发了美国军团功勋章。

　　2003年12月6日上午11:05分，我们来到60年前张家福中校和数十位二百师官兵、昆明各界人士给戴安澜将军下葬的地方。根据张老汉回忆，戴安澜将军的墓就在前省长唐继尧墓右边20米处，戴安澜将军墓还修建一座高15米的塔。张老汉在戴安澜将军下葬处激动万分，他左右走着，四处找寻，老汉大声疾呼：“没得了！没得了！”

　　张老汉哭了，张老汉的儿子哭了，小林哭了，我也落下了眼泪。

　　戴安澜将军下葬处只有一片青青的草。高高的塔拆了，墓碑拆了，墓址已经丝毫没有痕迹了。近在咫尺的将军墓遗址旁是阳光明媚的公园，是熙熙攘攘幸福的昆明人们。而且，12月6日是星期六，法定的休息日。我出于作家的臭毛病问了周围14位昆明人是否知道戴安澜将军和二百师？只有一位老干部知道，他还知道二百师是美式装备。可惜。

　　我为什么一定要问14个人呢？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侵华日军曾经占领我们中国的大片国土14年呀！我们中国人死伤3500万人！

　　张老汉在戴安澜将军的埋葬遗址前久久徘徊不愿离去。

　　张老汉立正站好，三次向他们二百师师长的埋葬处敬中国军人的军礼。

　　张老汉告诉我，希望在戴安澜将军的下葬处重新立一块碑，告诉昆明人，告诉云南人，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告诉他们戴安澜、告诉他们二百师，告诉他们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外国侵略者，中国人曾经前赴后继，中国人曾经英勇牺牲，我们中华民族是不屈的！

　　张老汉希望在有生之年为这块石碑铲上一锹土。

　　亲爱的昆明人民，60年前，你们曾经展开宽阔的胸怀迎接一位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并把他安葬在圆通山上。今天，难道你们不能在当年安葬的旧址上重新立一块石碑吗？2005年是伟大的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啊！我们的国歌里不是唱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吗。

　　作者简介 方军，1954年生于北京，1973年参军。 后在日本《读卖新闻》北京分社当日本记者助手，后到日本驻华大使馆领事部工作。 1990年在北京一家报社任记者，赴日本留学，曾在日本两所大学学习社会学和经济统计学， 1997年3月回国。12月发表了处女作《我认识的鬼子兵》，之后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多篇。现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兼任北京社会科学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