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萧教授你好。您一直在研究毛泽东，对他一直非常有兴趣。我想了解就是，您认为毛泽东和历史中的哪一位人物是比较相近的？还有，如果您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五百年以后，那时的人们再看毛泽东，他会是怎么一个看法？谢谢。

　　萧延中：如果做比较的话，其实毛泽东比较喜欢的几个历史人物，可以当作和他比较像的人。第一，刘邦。他几次谈到刘邦，汉高祖刘邦，虽然其文化程度并不高，但是他的《大风歌》则写得非常有气魄，毛泽东提过这事儿。此外就是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对于朱元璋，毛泽东曾提过很多次，他是明显地喜欢朱元璋的。还有，他对秦始皇也比较欣赏，主张给秦始皇“平反”，甚至说：“我也是秦始皇”。比如，1973年8月5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一首诗，诗曰：“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同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更为明确地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是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46]

　　至于有人说，毛泽东是一位中国的现代皇帝，这种说法不仅是外国人这么说，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么说的。如果说政治制度对一个人的行为完全失灵了，产生不了任何约束作用了，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我觉得这种评论是可以成立的。我们看多了以后就会知道，帝王的生活其实是非常地“累”的，用毛主席的话说叫做“高处不胜寒”！你以为那个位置好当的呀，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要全面理解“现代皇帝”这么一种说法。我的意思是说，在学术的意义上，“皇帝”是一个制度化术语，而不是一个伦理性指标。当我们提到英国女王，日本天皇时，只是在谈一个制度角色的事实而已。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是有这么一派的意见，这派的意见也是有根有据的，也是有理有道的。有一本外国的书，现在我们翻过来，叫做《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实际原来的题目叫《人民的皇帝毛泽东》，把“皇帝”翻译成“领袖”，这可能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用语中，是不是一说某个人像皇帝，好像就是有一种对他不恭敬的意思？其实按照严格的学术理路来说，我觉得使用“皇帝”这样的词汇还谈不上不恭敬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作为一种讨论问题的方式，我个人觉得还是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讨论的。我认为，检验对于一个人是否被尊重，似乎不在于是能否用某种名词来称呼一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领袖，而在于我们是否正在认真地去分析他的包括正、负两方面的行为和思想。已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魏菲德（Frederic Wakeman, Jr.）教授在评价毛泽东时曾经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如果制度被准则所取代，那么社会便是由意志所确定的了。这就是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著作会在毛泽东的革命中引起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共鸣的原因。”[47]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毛泽东的“意志”同时也就是他的“准则”，在一定时期中，他的个人意志甚至已演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准则，二者形成了本质上的同一性，而把二者连接在一起的则是“态度”和“觉悟”这样一些即可明确感知，但又无法清晰定义的模糊区域。我觉得这才真是值得深入关注的研究难点。

　　曾子墨：好，谢谢。非常感谢萧延中先生今天再一次来到我们《世纪大讲堂》给我们进行演讲。他从死亡意识，从对死亡的焦虑来看毛泽东晚年所发动的这些政治运动，是一种全新的角度。从毛泽东所做的一些言论，从他晚年的这些政治决策当中，正像萧延中先生告诉我们的这样，他对精神永生的追求，他对肉体死亡的这种不畏惧，的确有着很大的影响。我们从这些决策当中，都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我想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任何一个政治家，在参与公共政策的决策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个性可能都不可避免地会多多少少地产生一些影响，但是我们也衷心地希望，在未来中国所走的道路上，这样一些个人性的因素，或者说一些偶然性的因素会变得越来越少，也但愿中国以后所有的决策都能够经过一个更加科学、更加民主，能够让大家全部都参与进来的理性的决策。

　　好，再一次感谢萧延中先生，也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

　　(原载《史林》2007年第4期)

　　[1]本文是作者2007年3月31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纪大讲堂》所作的演讲稿。 这里根据演讲速记稿对史实和口误做了更正和补充，但仍保持原演讲的口语风格。关于毛泽东在1971年9月13日 “林彪事件”以后对于自己身后之事的看法，此稿一概省略，将来待补。

　　[2]参阅：郭金荣《毛泽东的晚年岁月》，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页。此书实际上是毛泽东晚年身边工作人员孟锦云的回忆录，由郭金荣组织成书。

　　[3]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页。

　　[4]陈湖、文源编《毛泽东的三十险难》，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15页。

　　[5]陈晨：《毛主席〈为人民服务〉发表的前前后后》，《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9月07日 第八版。

　　[6]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7]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2页。

　　[8]See, Robert Jay Lifton , Death in Life：Survivors of Hiroshima, New York：Random House, 1968.

　　[9]张仙朋：《为了人民……》，《当代》杂志，1979年，第2期。

　　[10]弗洛伊德：《对战争和死亡的看法》，载《论创造力与无意识》，孙恺祥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231页。

　　[11]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5页。

　　[12]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69

　　[13]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页。

　　[14]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党的文献》，2006年1期，第6页。

　　[15]毛泽东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情结甚至一直影响到“文革”运动的发动。据王力回忆，在“四清”运动中，面对刘少奇支持并陪同王光美到各省作“桃源经验”报告的事情，“江青到毛泽东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了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参见：《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2年版，第573页。另见：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16]转引自：张家康《毛泽东眼中的斯大林》，《党史文苑》2004年第1期。

　　[17]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81-383页。

　　[18]参考《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642页。

　　[19]引自：李锐《庐山会议实录》（增订第三版），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35、141-142页。

　　[20]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6页。

　　[21]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16页。

　　[22]同上，第311页。

　　[23]思齐：《泪中的怀念》，2000年11月25日《人民日报》。

　　[24]陈湖、文源编《毛泽东的三十险难》，贵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页。

　　[25]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08-111页。

　　[26]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167页。

　　[27]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06页。

　　[28]《1994年7月1日访邓力群纪录》，《话说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44-345页。

　　[29]《刘少奇年谱》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52页。

　　[30]转引自：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经张素华研究员搜索，在毛泽东“七千人大会”上的所有文献中，甚至包括会议以后的毛泽东讲话，均未发现有这样的一篇讲话。毛泽东在此为何如此而说，则需要进一步查证。

　　[3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0页。

　　[32]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33]《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四)——中联部八年（1958．10--1966．12）》，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

　　[34]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0-401页。

　　[35]《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97页。

　　[36]《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

　　[37]参见：陈明显《晚年毛泽东》，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6—427页。陈文并未給出文献的具体出处，经向作者本人请教，陈明显教授答复他曾看到过该文献的档案资料。

　　[38]均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5-1396页。

　　[39]《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参见：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9－1390页。

　　[40]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41]毛泽东：《致江青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71页。

　　[42]参阅：何云峰《<众说纷纭解玄奥>－毛泽东致江青的信研究评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43]对于是否在1966年发动“文革”，撤消刘少奇，看来毛泽东当时并不是没有踌躇的。据1984年2月18日“廖汉生访谈录”载：“周总理说：毛主席下来决心，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晚上把我叫去，交给我，让我向大会传达，后又收回去了。第二天晚上，又把我找去，再把《我的一张大字报》交给我。现在毛主席已下了决心，要改组政治局常委。”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9页。另见：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44]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1－1782页。中央文献版《毛泽东传》没有给出此段重要史料的具体时间，涉及毛泽东的谈话对象时也只是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而且这段引文虽然使用了另体字，但却未加引号。《毛泽东传》的作者拥有直接查阅原始档案的便利，其它重要引文也都直接采取档案注释方式。但毛泽东此段如此重要的自我评价，《毛泽东传》标示的出处却是“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7年3月22日。”这样的注释方式与该书中其它引文形成鲜明反差，实在与常规不符。我们不知作者这样处理文稿的具体用意？是否可以推断其中暗示着某种难言之隐？我们对此只能存疑。

　　[45]转引自：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4页。

　　[46]参阅：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5页。

　　[47]魏菲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李君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