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月19号，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了他的老朋友、美国记者艾德加·斯诺，两个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其中的主题之一仍然是死亡。毛泽东说：“…… 也许我这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快见上帝了，也许你们有希望。按照辩证法，生命总是有限的”。斯诺说：“我看主席的身体很健康。……”斯诺问到：“客观条件使革命变成不可避免的，现在没有这种条件了。现在中国条件不同了，下一代将怎样?”毛泽东回答：“我也不知道，那是下一代的事。谁知道下一代干些什么事，无非是几种可能：一是把革命继续发展；一是否定革命，干坏事，跟帝国主义讲和，把蒋介石接到大陆上来，同国内百分之几的反革命站在一起，这就叫反革命。你问我的意见，我当然不希望出现反革命。将来的事由将来的人决定。从长远来看，将来的人要比我们聪明，如同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比封建时代的人要聪明、要好一样。美国没有封建主义，可是欧洲是有的”。 [34]斯诺回忆，这次谈话结束以后，毛泽东表现出了一种非常凄苍的情绪。斯诺写到：“毛泽东声音低下去了，他半合上眼睛。他说，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处境变化越来越快了。从现在起一千年以后，所有我们这些人，甚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内，大概会显得相当可笑吧！”[35]随着年纪的增大，毛泽东对自己身后的事情是越来越不放心，应该说叫“疑心重重”。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手创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总之，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点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那样。光明的一面现在看出来了，还有黑暗的一面。”“不要怕反革命。有的时候我也很忧虑。说不想，不忧虑，那是假的。但是睡觉起来，找几个同志开个会，议论议论，又想出办法来了。”[36]1965年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要把他的话“传达下去。传达到县，如果中国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各省委要顶住修正主义中央。”[37]在1965年9月18日至10月20日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10月10日，毛泽东在同大区第一书记谈话时明确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英国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在中央搞起的。”“如果中央搞得不对，所谓不对，不是讲小不对，而是讲大不对。如果出了赫鲁晓夫，那有小三线就好造反。中国人好造反，我们这些人还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现在也要提倡破除迷信，不管是中央的、中央局的、省的都要看对不对，小的迷信要破，大的更要破，比如修正主义。” 10月12日，毛泽东又在这个会议上又说，“中国如果出了军阀也好，修正主义也好，总而言之，不是马克思主义，就要造反，不造反，犯错误”。这天，当彭真在会上讲话时，毛泽东插话说了几句很重的话：“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38]晚年毛泽东不止一次地说过：“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39]

　　1966年5月18号，林彪在中央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518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永远传下去。毛主席活到哪一天，90岁，100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在他身后，如果有谁敢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要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应该说，这样的讲话是为毛泽东好的，是向毛泽东表态的，但在实际的心理效果上，很可能会产生副作用，就是说，它可能会使听者联想到一些自己本身非常不愿意联想的问题。所以，6月10号，毛泽东接见胡志明，两个人谈了很多的问题，其中毛泽东再一次谈到了死亡。他说：“我是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中国说七十三、八十四。我明年七十三了，这关难过，阎王爷不请我自己去。…… 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在这里，毛泽东说了一句后来我们后来经常引的话，叫做“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40]针对林彪的这个讲话，毛泽东在同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也说了一句话：“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41]以往学术界研究此信，从未谈及毛泽东“感觉不安”的因素中应包括林彪谈到他死后事情的这一情结。[42]现在看来，对此信的含义似乎应当更深入地予以解读。

　　我们看到，1966年，毛泽东72岁，而按中国传统习惯的虚岁则是73岁。正是在第一年，或许毛泽东认为他自己已经闯过了这一生命“难关”，这时，“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经如火如荼地燃遍了整个中国。[43]

　　没有结束的结语

　　最后我想说一点，在一个心态史学的特殊层面上，政治“幸存者”情结，可能是致使毛泽东在政治上敢于冒天下之大险，而誓死不回头的这样的一种不容忽略的心理要素之一，以至于在1976年6月，他因心肌梗死而休克，当被抢救过来以后，他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我个人认为，这段话是毛泽东的政治遗嘱。 毛泽东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了几个海岛上去，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疑义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岛屿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会‘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44]

　　毛泽东晚年，他想到死亡的时候，说了很多的话。比如刚才说，1975年的10月1号，毛泽东心里很不安，是吧。毛泽东在他晚年，曾反复吟咏唐代刘禹锡的词，叫做“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也就是说，这个船要沉了，那个破船在那儿放着，但是别的船照样走；老树死了，新树还会出来。所以他对死亡是不惧怕的。他是信奉新陈代谢之自然法则的，但他放心不下，无法超越那个渴望神圣的不朽。所以我说，伟大的毛泽东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他确确实实地也输给了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他认为那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自我”。

　　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

　　提问与回答

　　曾子墨：感谢萧延中先生从一种全新的角度，给我们来讲述毛泽东他对于死亡的看法，特别是还涉及到了他对死亡的这种焦虑心情和他晚年的一些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 我们还有一些网友的问题，有一个网友的名字叫做北国风光，他就想请问您说，在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当中，才可以把他这种个人的一种心理上的因素，从整个体制的政治决策过程当中排除掉？其实这也是我想问的，在当时有没有其他的力量来制衡他，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只因某个领导人的心理因素就会可能给国家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萧延中：这问题提得非常关键。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他说“社会诞生的时候，是共和国首领创设制度，那么，在此以后就变成由共和国的制度来塑造它的首领了”。 [45]那么今天我们说，当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期的时候，处于一种巨大的变迁的过程中的时候，政治首领在里边起的作用往往都是很大的，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事变、或者在这种革命运动取得成功以后，紧跟着就设计一套比较完好的政治制度，其实就会使人为的因素逐渐下降，但是这在一般的历史的结果上，我们看，至少要耗掉一代人。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英雄式的人物，他的消失，对于他的制约，存在着一种惯性的过程。这种转变在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最著名的就是华盛顿自己的让权，这是非常著名的。因为他那个国家是一个移民国家，没有历史传统，他的历史传统是英国的新教传统，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这个国家几千年来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体制。当革命了以后，政治领袖在里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革命成功以后政治权力就会集中到像毛泽东这样的领袖那里去。当然，在这么几十年的过程中间，也提出过对于权力的制约问题，提出过，但是都没有成功。

　　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正是今天我们所要关注的理论焦点之一。生活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应该、也不可以把我们的政治期望，把我们的政治赌注，压在几个英明领袖的身上。因为人性所固有的局限性告诉我们，我们无法假设，也无法保证可以完全排除好心办坏事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制度建设，一种刚性的、程序化的、理性化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治发展中不能舍弃的，应当特别予以重视。当然，政治家本身的那种政治智慧和政治魅力也是很重要的。

　　观众：萧教授，你好，我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毛泽东无疑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在听您的讲座呢，我总觉得您总在围绕精神符号这样的意识问题来对毛泽东的人生进行论证。我想问您的是，这个精神符号是不是知识分子对于当下消费社会的一种挽歌呢？谢谢。

　　萧延中：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消费社会实际上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成分给人类带来的好处是大大地表现出来了，但是在这样的一种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同时也付出了一种代价，这个代价就是道德的代价。在某种长久的意义上，这种代价不可谓不昂贵。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个道德的代价和这个发展获取之间的相关性是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需要平衡。但我认为，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可能想象，今天的中国再回到毛泽东时代去，我们再一家四五口住十二平米的房子，冬天怕自来水管子冻了而用棉被把它包上的那样的一种生活。你提的问题是，这种寻求道德价值的渴望是不是知识界对当下消费社会的一个挽歌？我觉得似乎还谈不上。如果换一种说法，我们能不能说，人们目前对消费社会的反思和忧虑所内涵着的意思是：中华民族在将来的历史发展中间，需要再重新寻找，或在不断地建构出一种新的、适合自己民族的一种整体的民族精神。这个问题当然是我们当下社会意识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