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次，事情不那么简单。尽管毛泽东与吴莉莉之间并没有什么，可贺子珍的疑心越来越大。两人不断激烈争吵。有时候，贺子珍把警卫员找去，向他们诉说不平，让警卫员为她评理。毛泽东也并不总是让着她。

　　面对自己感情上出现的问题和婚姻家庭出现的危机，毛泽东相当难过，也很迷茫。他不明白两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据说，一个夜晚，他到史沫特莱的窑洞里聊天。他突然把世界风云的话题转到爱情上，问史沫特莱是否爱过男人，什么是爱，爱对她意味着什么。

　　爱的话题，早在与杨开慧相爱、结婚的时候，他就不止一次地思考和探讨过。现在，他迷茫了。他想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他该怎么办。

　　面对爱情和命运，人常常就是这样地无法把握自己!

　　有一天，贺子珍和毛泽东又吵起来了，毛泽东很生气地指着贺子珍说：“我们不能再吵了！这三间窑洞，咱各人住各人的，你走你那边，我走我这边，谁也不见谁，这样总可以不吵了吧！”又说：“你嫌这里不好，你想学习，可以到红大（即抗大的前身红军大学），也可到公大（即陕北公学），也可到苏联去！”

　　毛泽东气头上无奈而极端的话，伤了贺子珍的自尊心。贺子珍是个倔强的人。她16岁革命，17岁做领导工作，不到18岁就挎枪上火线，论长相也不比那些“洋学生”差，就是文化低一些，但她那时才二十几岁，还可以学。她对毛泽东与那些洋学生亲近看不惯，也不服气，认为自己没有哪一点不如她们。她不愿因自己无能而被丈夫瞧不起，她要为自己争口气，与那些女性们比比。她负气出走了。

　　1937年10月，贺子珍把娇娇托付给奶妈，收拾起简单的行李，一人到了西安，住在中共驻西安办事处。她想从那里转赴上海治病，取出弹片。

　　本来，夫妻之间产生误会是正常的，只要互相沟通和互相谅解，把事情讲清楚，就可以消除。毛泽东喜欢吟诗诵词，喜欢同吴莉莉等文化人和搞艺术的人交往，是正常的。贺子珍没能理解他。毛泽东也没有好好向贺子珍解释这一点。相反，他忽略了贺子珍的内心感受，忽略了贺子珍外柔内强的性格，也没能真正理解贺子珍作为一个女人的苦衷。如同当年与杨开慧一起生活时一样，他仍是“大男子主义”十足，不理解女人生育的艰辛和痛苦，对贺子珍的苦衷缺乏理解和体贴。他曾对张闻天的夫人刘英说：你为什么怕生孩子呢？你看看贺子珍，她生孩子就像母鸡下蛋那么容易，连窝都没有搭好就生下来了。

　　毛泽东舍不得这个家破碎，舍不得贺子珍。大丈夫能屈能伸。他看到贺子珍真的要走，就“软”了下来，以大丈夫的柔情极力挽留患难妻子。他对贺子珍说：“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贺子珍无动于衷。他又说：“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可是，这些肺腑之言，贺子珍都没有听进去。她认准的事，谁也改变不了。

　　贺子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在东厢房的一个小房间里。里边有两张床。住另一床的张国焘夫人劝她回延安，她谢绝了。毛泽东仍然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到西安，并想从那里接她回来。毛泽东还给贺子珍捎去一个小木箱。这个木箱像妇女的梳妆盒那么大小，是毛泽东请警卫员专门钉的。他在里面放上了贺子珍没有带走的日常使用的小东西。其中有一把延安造的小刀，是贺子珍经常切水果和小食物用的。警卫员就要出发了，毛泽东想起这把小刀，亲自放了进去。毛泽东给贺子珍捎去了他希望互相谅解的诚意。但贺子珍仍不回头。她让警卫员给毛泽东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着“从此诀别”四个字。

 　洁白的手绢，向毛泽东宣告他俩的夫妻情缘到此结束，家庭到此解体。

　　不过，决裂的坚强表态下面，是贺子珍对毛泽东爱怜的心。她离开延安时，从家中带走了他们那条共同盖了多年、烧了一个洞的红毛毯。 她怕毛泽东在又冷又潮的凤凰山吴家窑里晚上睡觉着凉，用自己积攒的津贴买了一床新棉被，托警卫员捎给毛泽东。

　　上海在日军进攻下也沦陷了，去不成了。可是贺子珍不想走回头路。她就是这样的倔强性格。１０年前，她17岁时，大革命失败了，她的许多同窗好友，纷纷离开革命，嫁了人。而她，偏不肯低头认输，毅然跟着袁文才的队伍，上了井冈山。现在她的这股倔强劲头又上来了，不治好病决不回延安，不学出个名堂来绝不回来见毛泽东。

　　她在西安住了几个月，乘汽车经兰州到了新疆迪化，等待去苏联的飞机。毛泽东又一次伸出手来挽留她，托人捎来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去。贺子珍还是没有理会。中共中央给中共新疆办事处来电，命令所有在新疆候机去苏联的同志都返回延安，贺子珍再次拒绝丈夫伸过来的橄榄枝。她终于乘飞机去了苏联。

　　贺子珍到苏联后不久，毛泽东又发来电报，请求贺子珍回延安。从国内到苏联的同志也给她捎去毛泽东的口信，请她回去。贺子珍又回绝了。此时，她已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这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她不想失去。她想学出个样来，让他们看看。如同当年毛泽东去东山学堂前一样，大有“学不成名誓不还”的气概。

　　毛泽东几乎动员了所有能够动员的老同志、老朋友，利用一切机会去说服贺子珍。他在延安挨着老熟人的训：“一切都是你的错，你要马上给她写信。”他没有向老熟人发脾气，只是听着，什么也不说。几天后，他对老熟人说：“我给贺子珍写了信，但是她不回来。”

　　一个苦苦挽留，另一个任性地坚决要走。贺子珍渐行渐远，挥手自兹去。阴差阳错，铸成无法补救的遗憾。

　　毛泽东无力回天。他把贺子珍给的白手绢放进盛文件的铁箱子里，从此珍藏起他和贺子珍作为夫妻的历史。作为一个大男人，他还要继续生活；作为党的领袖，他需要安定下来，继续领导全党，指挥八路军、新四军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战斗。他没有时间带娇娇，把她寄养在当地一户农民家中，然后送到在当地合作社工作的一对夫妻那里抚养，再后来，把她送进保育院。

　　1938年11月，毛泽东与上海来延安的进步青年蓝苹结婚。

　　1939年，他托周恩来夫妇给在苏联的贺子珍带去一封信：

　　我一切都好，勿念。……以后我们就是同志了。

　　贺子珍看了信，流下了眼泪。

　　几十年后，毛泽东在与陶铸夫人曾志谈贺子珍时，满怀伤感：“我同贺子珍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是十年夫妻嘛！”曾志问：“那为什么要离开呢？”毛泽东说：“不是我要离开她，而是她要离开我。她脾气不好，疑心大，常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国女记者采访我，美国女人开放无拘无束，我也爱开玩笑，我们又说又笑，这就激怒了贺子珍，她不仅骂了人家，两人还动手打了起来。我批评她不懂事，不顾影响，她不服，为此我们吵得很厉害。一气之下贺子珍说要去西安，然后到苏联治病，她身上有十一处弹片。我希望她能回来，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去到西安并接她回来。但贺子珍不回，却捎回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她就去了苏联。”“但我还是挂念着她的，她在长征中吃了不少苦，跟我十年生了六个孩子，年头生一个，年尾又生一个。”

　　贺子珍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充满了悔恨。她说：“我不怨毛主席，一切都怨我。我当时太年轻，不懂事。我一心只想出去把身体养好，再学习几年，就回来。我还想为党做点工作，没想到事情并不是我想的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