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病重我改行

　　1950年9月，林彪去苏联治病和疗养，1951年10月回国。

　　1953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吵闹。6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当时，林彪的病已经很重了。我记得当时颐和园的路不好，不适合汽车行走，大家只得用担架把他抬进翠云轩。

　　这一年是林彪1938年3月负伤以后，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主要是怕冷、怕热、头痛、腰痛、失眠。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害。他不睡觉，内勤都不可以睡觉，每天照顾他最少要20个小时，几拨服务员都给弄垮了。他烦躁、折腾。服务人员也受不住了，主要是身体挺不住。

　　林彪病了，不能外出，不用车了，当司机的我也就基本失业了。一天，领导找我，说：“小胖，你别开车了，现在几个内勤累得实在不行，看来只好让你上了。”于是我就改行做了内勤。

　　我那时候年轻，身体好，对林彪也有感情，做内勤尽心尽力，一天二十几个小时我都守着躺在床上的林彪。那时的林彪已病到极点了。他脸色惨白，瘦得皮包骨，连说句话的劲都没有，一天到晚只能躺着，那个痛苦的样子，我看着也难受，他也特想动一动，可是不能坐也不能走，咋办呢？我抖他的手，抖他的胳膊，他就舒服些。

　　林彪平时很少说话，现在病了，说话就更少了，有时候一天也不说一句话。不睡的时候，就怔怔地睁着眼睛，像是在想事；心情好的时候，也与我说几句话。

　　他住的房间是一间老屋子，里面有不少用木料打的隔墙，上面还有雕画和漆画。可是，那种木料好像是樟木，有异香味，林彪受不了，只好请人把这些木隔墙拆掉了。屋子大了就显得冷，又不能烧火炉，我只好加了一个电热棍，就是在一根瓷棍上缠了根电热丝，通电就红，散点热。

　　因为怕光，他的房间里挂了三层窗帘，人一进，好像进了山洞，眼睛好一阵都适应不了。白天进去我都要打手电筒，他见了还嫌手电筒光太强，我还要把手电筒用布蒙上。老不见阳光不通风，睡的被褥又换得不勤床铺就潮，我就弄了两套被褥，每天给他晒一套，后来又增加到三套，轮着晒，每天换。如果遇上阴天，就放在炉子上烤。这样一来，情况真不一样，他感觉舒服多了，对我说，小胖，还是你好，怎么把被子弄干了？

　　最苦的就算是我为了给林彪治病，除了常有专家会诊什么的，他身边还有一个医疗小组，北京医院的周院长，一个护士，还有就是我。我管生活，周院长负责检查，护士负责打针。

　　最苦的就算我了。那时林彪吃饭、拉屎都在床上，怕的东西就更多了。不仅怕光，还怕水、怕风。为了这个“风”，我挨过他两次批。一次，他对我说，以后你离我远一点。我问，我怎么了？他说，你走得太快，你有风。

　　当时，他的女儿豆豆正在上小学，来看他。由于当时总是在黑屋子里，见不到光，死静死静的，没有一点儿生气，小女儿要来，林彪当然很高兴，他拉着豆豆的手直喊：“豆豆，豆豆。”豆豆要给父亲跳个藏族舞蹈，因为怕风，豆豆只好隔着窗户，在门外为林彪表演了一回。

　　林彪无论在什么地方，夏天是不挂蚊帐的，他说是嫌憋得慌。可是，在颐和园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水和草，睡觉哪能不挂蚊帐呢？没有办法，只能给他打蚊子。打蚊子又不能带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在长竹竿上用毛巾捆个团子，用它一个一个地把蚊子捅死在墙上。

　　因为怕光，林彪的房间里面没有灯，只有个台灯是为了看体温表用的。灯上面盖了好几层布，只留一道缝。因为他怕冷又怕热，晚上睡觉要换三次被才能保持温度的平衡。开始睡时，只盖被罩；半夜时，要换毛巾被；早晨五六点，要换毛毯。换的时候相当麻烦，不能冻着他，先把要换的东西卷成卷，放在他的脖子下，然后，一点一点地往下撤盖在身上的东西，撤一点，放一点，直到撤下原来的，放完新换的。每晚他要解两次小便，一般是九点左右一次，凌晨一点左右一次，也是在床上，仍然不能冻着他。这样折腾一夜，我最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直到他早上吃完早饭，我才能再睡一会儿。不过，不到两个小时，他又有事儿来了。

　　一个人再有权力、再能干，一旦病倒在床上，他只能受人摆布。别看在战场上林彪是百万大军的统帅，也是我的统帅，但在床上我是他的统帅。自从我做了他的内勤，他谁也不要了，只要我。那时，他可听我的话了，就像个小孩子一样，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让他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就说洗澡吧，谁人说都不行，只有我跟他说，他才肯，只是他总反复交代，可别感冒了，可别感冒了。我也怕他感冒，就是用湿毛巾给他擦擦，他不洗手，手上皲皮老厚，我就慢慢地给他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