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4时30分，随孙中山赴牛道区袋町5号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举行结婚仪式。在仪式上，两人由和田瑞主持签订婚姻誓约书。该誓约书用日文拟就，一式三份，分别由孙中山、宋庆龄和律师和田瑞各存一份。 委托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结婚登记。(《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日本外务省档案》，第465页；宋庆龄:《我家和孙中山先生的关系》，载《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宋庆龄答刘大年问》，见刘大年著:《赤门谈史录》，第173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宋庆龄书信集》下册，第870——871页。)誓约书全文如下:此次孙文与宋庆琳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孙文(章)同　上宋庆琳见证人和田瑞(章)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该誓约书曾在抗日战争期间由日军从宋庆龄莫利爱路寓所掠去日本，中国历史博物馆是在1962年从私人手中征集到这份誓约书的。誓约书上日期是“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宋庆龄签名“宋庆琳”且未盖章。对此，宋庆龄的回答是因日本风俗以双日是好日，故接受律师的建议将25日写为26日。在婚姻誓约书上用“琳”字是因为“琳”字容易写。当时从美国去日本，因而没有图章可盖。1980年3月18日，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同志将这份誓约书原件，送宋庆龄题字。宋庆龄见到誓约书原件后十分高兴，欣然在卷尾余纸上题了“此系真品”四个字，并签名盖章。(见赵金敏:《孙中山、宋庆龄婚姻誓约书》，载《文物天地》1981年第2期。)孙中山外孙女戴成功曾有一说:据她外婆卢夫人说，以前的确名庆琳，后来经孙中山改为庆龄。(见余齐昭著:《孙中山文史图片考释》，第439页，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9年版。)

　　1966年(丙午)七十三岁“文化大革命”初期接连写信给沈粹缜询问有没有遭批斗，一再关照她要保重身体，回信要讲真话，有困难尽管说。信后常注明“阅后烧掉”四个字。(《宋庆龄与中国福利会》，第246页。)是年认为这场“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入了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宋庆龄选集》下卷，第499页。)

　　购买一些《毛主席语录》分送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宋庆龄与中国福利会》，第239页。)但对红卫兵的过激行为有看法，对受毛泽东派遣来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江青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该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因此而遭到江青的嫉恨。江青在收到《宋庆龄选集》后，用脚践踏以泄愤。(盛永华:《"文化大革命"中的宋庆龄》，载《炎黄春秋》2003年第2期。)

　　1967年(丁未)七十四岁2、3月间因在上海万国公墓父母的墓地被毁一事而难过，请周恩来、邓颖超帮助解决。

　　是年1、2月间，宋庆龄父母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墓地被砸毁，墓盖、墓碑、石栏等地面建筑均被拆毁。宋庆龄得知情况后，心里十分难过，立即派人叫廖梦醒来寓所。她给廖看了被毁墓地的照片，并请廖立即把照片转交邓颖超。

　　邓颖超接到转来的照片后，遂于3月13日致函廖梦醒，谓:"据了解，在一月中旬到二月上旬期间，上海六十二个公墓均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甚至烈士墓园也波及，在被劝阻后才未扩大……上海方面已将宋副主席父母坟墓现场所拍的照片送来，现送上请转宋副主席。除已将她前次的酌情处理意见告知上海方面，在她看了现场照片后，是否可提出处理的意见，望告。我和恩来同志看了后，我们有这样一个设想:因为遗体和遗骨已经又埋入墓穴了，是否就在墓穴上面加工覆盖好。墓碑并没破坏，仍照旧保留，只把碑文的下款立碑人的名字磨掉，改刻宋副主席一人的名字。如果把遗体和遗骨挖出来火化，恐难挖全。究竟如何，请宋副主席考虑。"廖梦醒把邓颖超的信和照片交给了宋庆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