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当年从法国把我伯父毛岸英接到莫斯科，通过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驻地的生活与交往，我伯父对康生的印象不错。他自小缺少别人的关心和照顾，康生对他嘘寒问暖，出于人的自然本能，一种亲和力便从心底油然升起。

　　岸英从苏联回国后．挂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先任文书．后任助理编辑。本职工作是阅读国外的报刊、文件、书籍，选择必要的摘抄后送中央参考。参加上改工作团，岸英是作为一个“工作同志”的身份下去的。这就不同于他回到延安后的任何身份，因为他以前都是“小学生”，是被指派的被动行事。这次康生放手让他去干，给他以方便，让他去充分“行使”领导权。所以，下乡，访贫问苦，斗地主，分浮财，他除了感到新鲜外，更多的是处于一种工作状态的亢奋中，对直接上级康生的认识和评价也多了几分切身感受。

　　师哲在岸英参加郝家坡的土改时，出差路过那里，见到毛岸英。师哲回忆说：我离开时，岸英送我，我们边走边谈。岸英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他跟着康生学到了很多知识，“真好”，“真有趣”。我问他同父亲有无联系?他说，康生要他每周给爸爸写一封信，主要谈他参加农村的土改工作，即康生这个组的工作。

　　当时康生在总结并兜售“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分浮财、挖地财”、“搬石头”等作法并总教成正面经验。岸英以为这都是康生的本事和能耐，在结自己父亲的信中，他多次谈到康生“有办法“在笔记本中，也有所记载，如：“从正反，从运动。从研究过去、今后发生的不同现象，看出本质及其最重要者，即康生之思想方法也。”

　　康生以他的老奸巨猾，影响了政治上还不十分成熟的毛岸英，又妄图借助岸英的手，借助亲情来影响毛泽东。但毛泽东自有看法。搞农村工作，搞土改，他是行家里手，对康生在临县，陈伯达在静乐县搞土改的俏况．他不是听听汇报就能被左右的。他让胡乔木把他在江西划阶级成份的小册子带到晋绥，其用意十分明显。

　　康生对岸英表示出特别的关心，循循善诱地说，农村朗阶级斗争很复杂，在尖锐的阶级斗争面前，不能有丝毫的同情心，不能心慈手软。康生说：过几天，他还要就如何划分阶级成份的问题，组织全体队员讨论，估计有人会反对，他希望我伯父站稳立场．不要轻易表态。末了他再次诡秘地嘱咐我伯父，你应当把这里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把你的态度告诉你父亲。

　　几天后，在郝家坡沟口的一所学校里，康生主持召开了土改工作团全体会议．讨论查阶级划成份的问题。会上争论得十分激烈。康生巧舌如簧：“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地主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些地主了，许多人看上去是中农，其实是地主。”有人反驳说：“毛主席1933年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对划分成份问题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晋绥分局的张稼夫说：“分局去年搞的〈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小册子也讲得很具体，很仔细，”康生忽地站起来嚷道：“那是搬教条。”张稼夫说；“我这里有这个小册子，康生同志，您可以看看。 ”随手把小册子递给康生。康生甩掉手里的纸烟，把小册子哗哗啦啦地一翻．便往地上扔，说：“要按这个东西来，晋绥就会找不到地主，就不要搞土改了。”

　　会后不久，晋绥分局发出指示，将《怎样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册子统统收回，一把火烧掉了，从此，郝家坡的土改走了样。这个村原有三户地主，三户富农，按康生的标淮定为六户地主．八户富农。晋西的土改也走样了．临县122个行政村中，错定为地主、富农的有4844户。地主、富农只给留一只碗、一双筷子，其他什么都不给。

　　毛汗东对康生的这一套。有警惕，有看法，提出了批评。在1947年12月的—次会议上，他直白地讲出了晋绥土改中的错误：土地改革是黄河主流，但主流向东时卷起了三股浪花，那就是侵犯中农利益，破坏工商业，乱打乱杀。不把这三股浪花反掉，它合成为逆流。会后，他对特地起来参加会议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恳瞩再三：“今后耍讲究政策，各级干部要整顿纪律，不要胡来。”晋绥分局负责人李井泉把会议精神带回河东，制止了康生、陈伯达的错误的蔓延，但这三股逆流已经造成极大的破坏。zsku.net

　　岸英是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全国土地工作会议的。这次会议，使他开阔了眼界。了解了全国农村形势。这就便他的思路跳出了郝家坡一个行政村，促使他用全国各地的土改经验来检验对照康生的一系列作法。想到自疆在具体工作上的单纯和幼稚，他有了自我反思。

　　翻了一下他在郝家坡村写给父亲的信，信中有这么一句话：“我来到郝家坡才两个月，已深刻地感觉到自己长大了不少，土地改革中学习两个月所得的东西，要比蹲在延安机关学习两年还多。”经过三个多月以后，这段话看起来竞很是不顺眼，而当时却毫无此种感觉，须要把它分析检查一下。

　　于是，他在本子上剖析道：一方面它表明当时还严重地存在着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另一方面，它反映出先前的极端幼稚无知，满瓶子不响．半瓶子叮当。最深刻地解释了当时的自以为是。

　　伯父把思想的变化和对事物新的认识毫无保留地写信告诉了父亲。这些信，少了些受康生影响的成份，多了些自己独立思考的内容。